德州民国官窑瓷器目前市场价格

民国时期，虽然官窑体系崩塌，但一些统治者为装点门面，专人设计样式，制作瓷器，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，因此这些瓷器被称为 “现代官窑”“民国御瓷”。从现存实物看，民国早期的袁世凯、徐世昌、曹锟等高统治者，都特制过瓷器，其中以袁世凯特制的 “洪宪瓷” 为有名。“洪宪” 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用年号，他效仿以往皇帝，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备用。为此，他从故宫选出雍正、乾隆、嘉庆等各朝瓷器做样本，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，还想重建御窑厂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原定生产四万件瓷器，但因时间等原因只完成了六千件。这批瓷器除增加新造型外，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，且彩绘比清代瓷器。为袁世凯特制的 “居仁堂制” 款粉彩瓷器，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。袁世凯灭亡后，主事者为收回本钱，将未烧成的 “洪宪瓷” 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、乾隆等不同年款，所以这批 “洪宪瓷” 中有些造型、工艺相同，但底款不同。后来有人将一批 “洪宪瓷” 转往香港，香港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将这批共六百余件的 “洪宪瓷” 悉数购得。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，杨铨把家藏的 5542 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，其中就包括那六百余件 “洪宪瓷”。

清末，江西鄱阳的 “云林画室” 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，如黎竹庵，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，其瓷板画备受人们喜爱，还有人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，创出刻瓷特技。民国初期，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，袁世凯大喜，令其入京授职，并雕刻像，其刻瓷作品应算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。

“静远堂制” 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徐世昌的品，包括瓶、碗、杯、壶等，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。但也有观点认为 “静远堂制” 款瓷器是郭葆昌所制，徐世昌只是在北京见到过这种瓷器。“延庆楼制” 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曹锟的品，延庆楼是北京中南海的一座楼名，此款瓷器多为大瓶，故宫博物院现藏有 “延庆楼制” 款瓷器。

1915 年 12 月，袁世凯称帝，改国号为 “洪宪”，尽管其皇帝梦仅持续了 83 天，但却催生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的仿古瓷 —— 洪宪瓷。
1916 年初，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（字世五）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。郭葆昌出身古玩行，对瓷业有一定了解，且怀有振兴瓷业的志向，他到景德镇后，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，重金聘请原御器厂的各类高手，包括造型、上釉、绘画、填彩、焙烧等方面的名师，选用精良的瓷土、彩料和燃料，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。为了烧制这批瓷器，袁世凯不惜工本，投入了 140 万大洋，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。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，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，不过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。但无论数量多少，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当高昂，相比之下，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，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，由此可见洪宪瓷制作的程度。

除了袁世凯的 “洪宪瓷”，民国时期其他军阀也有自己的专属瓷器。徐世昌的 “静远堂制” 款瓷器，专仿雍正朝器物，多为单色釉，尤以天蓝釉和青釉为出色，如年窑暗花蝉纹梅瓶，釉面极其精细，为稀世之珍。徐世昌作为一代军阀兼文人大，学问深厚，书画造诣，自诩为 “水竹邨人”。郭葆昌深知徐世昌的审美趣味，为其监烧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窑的单色釉，格调含蓄而优美，贴合徐世昌以雅士自居的文人风范。徐世昌还将这些瓷器作为礼物巴结日本人。

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时，还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，署款有 “觯斋” 等。这批瓷器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，以瓶类为主。器型雍容典雅，线条简洁，瓷绘以人物和花卉为主。花卉以疏淡为基调，着色清淡，布局疏朗，没有一般民国粉彩花卉的浮华浓艳之俗；人物多为高士图，姿态恬淡，表现出功成身退后隐逸的悠闲，体现了郭葆昌虽出身古董铺小学徒，但愿以文人自居的人生理想。